An Architecture for Cyborg Super-Society
Patrik Schumacher & Xuexin Duan, London 2018
Chinese Translation published in: Architectural Journal (AJ), Special Issue: The Cyborg Futures of Architecture, No.: 607, April 2009, Beijing, China

赛博格超级社会的建筑
帕克里特·舒马赫与 段雪昕, 伦敦 2018

摘要:
本文从社会的角度探讨了赛博格主义中对开放未来、反人文主义的敏感性,并从由技术所引发的社会社交动态转型中,找到了人类身份与生活方式正在进行着的历史性的转型根源。语言的进化,以及后来的书写系统,被认为是人类生产力合作和文化进化的重要动力。对人类集体自我改造同样至关重要的还有不断进化的人工环境建设。建筑环境和语言一样都是人类的普遍存在,所有的社会进化都依赖于它们,它们就像一个框架,在此之中益复杂的社会秩序得以浮现与进化。它们构成了社会进化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这些建筑环境不仅可以在物理上作为秩序通道,还可以作为信息丰富的空间视觉语言,就像是一种书写形式。这一洞见开启了建筑符号学项目的任务,从根本上提升建筑环境的交流沟通能力,通过在设计上深思熟虑的努力,理解建筑环境的设计主要是作为表达性语言和有说服力的文本的设计。本文以对一个最近的学术设计研究项目的重要描述作为结尾,说明如何可以构思设计这样一个符号学项目。由此作者推测,一个有潜力的影响深远的、新的媒介和从交流水平上的社会整合,将成为一个“赛博格超级社会”。

Abstract:
This paper embraces the future-open, anti-humanist sensibility of cyborgism from a societal perspective and locates the origin of the ongoing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of human identities and ways of life in the technology-induced transformation of societal communication dynamics.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 and later of writing systems, are identified as crucial empowering engines of human productive cooperation and cultural evolution. Equally crucial for collective human self-transformation is the ever evolving construction of artificial environments. Built environments are as much a human universal as language and all societal evolution depends on them as frames within which an increasingly complex social order can emerge and evolve. They constitute an indispensable material substrate of societal evolution. These built environments do not only function as physical ordering channels but also operate as information-rich spatio-visual languages, as a form of writing. This insight opens up the project of architectural semiology as task to radically upgrade the communicative capacity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 via deliberate design efforts that understand the design of built environments primarily as the design of an expressive language and eloquent text. The paper ends with a critical description of a recent academic design research project illustrating how such a semiological project can be conceived. Extrapolating from this leads the authors to speculate about a potentially far-reaching, new medium and level of communicative societal integration, to a ‘cyborg super-society’.

关键词:
超级人类,社会秩序,未来主义,反人文主义,参数化主义,建构主义,心智延展,参数化符号学
Keywords:
superman, social order, futurism, anti-humanism, parametricism, tectonism, extended mind, parametric semiology

 

孕育了参数化主义的建筑数字革命不过是整体计算革命的一部分,它让人类文明进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一个独特的动态的阶段,并预示着前所未有的繁荣。目前人工智能和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机器人的突破意味着人类的技术和社会变革的加速,这些变革既令人兴奋又具有威胁性。在一百年前,未来主义以乐观的、探索的精神拥抱了电气时代的技术腾飞,现在参数化主义看到并抓住了在计算时代从根本上创新的积极机遇。
将算法优化工具和机器制造过程整合到建筑设计方法和价值的DNA中,这已经体现在参数化最先进的阶段和附属风格中:建构主义。

这些创新不仅改变了建筑设计和建造过程,而且如果参数化主义/建造主义成功,还将改变各学科全方面的输出,即全球建造环境和人工制品世界。这些建筑和城市的改变(应该是)与整个社会的改变相协调的,换言之,综合的技术变革将影响工作模式、生活方式和社交形式的改变。因此,人类文化和身份本身正在以迄今无法预测的方式演变和分化,进而中止了我们对原本已经充分认知和稳定的人文主义观念中人性的理解。本文的标题是建立在D·S·哈利西(D. S. Halacy)1965年开创性的著作《赛博格:超人的进化》 。哈利西对“赛博格”的定义是指使用机械来强化自己能力的人,同时包括了一般的工具,假体,以及通过精神药物进行的心智延展,他认为人体可能必须通过医学手段才能在外星环境中生存。与这些关注点不同的,本文强调的是由技术所产生的社会交往流动性的转变,以及新的人工建造环境对这些进步的、变革性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乃至如何进一步做出更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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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1968年电影“2011:太空漫游”中的“探索一号”的圆形离心室内

我们所有人都已经是赛博格人(cyborgs)了,在高度人工制品共生体系中,引领着非常原创的、人工化的生活。这将包含新的、前所未闻的社会身份。当代社会中各种各样的社会角色、生活方式和身份的激增,也激发了唐娜•哈威(Donna Haraway)在她著名的《赛博格宣言》 中把赛博格的形象作为暗喻和口号,作为她后人文主义的女权主义的标志,拥抱新混合的、非本质的身份。而本文也以赛博格作为反本质主义的隐喻和宣言,提出了一个彻底改变的开放的未来。然而,我们的宣言更注重邀请建筑师通过建筑环境的创新,为人类社会进程的做出根本的改善和贡献。这里潜在的观点和论点是,建筑环境是社会交流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城市正在促进一个集群式的超级大脑的出现和运作,因此也是一个社会心智延展的舞台。本文中心智(mind)的概念,正如克拉克和查尔默的心智延展的假说 中所说,他们理解“心智(mental)”过程本质上是社会性的,智人已经越来越多地涉及心智的外部延展。

通过设计成为人类与超级人类

本文将参数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成就视为必然,以进一步思索建筑对一个新文明水平的贡献和更深远的潜力,一个拥有不同形式的人机共生文明可能开创一个全新的时代,也是我们即将可能预见到的“人机共生”时代。毫无疑问,本文也将安迪•克拉克(Andy Clark)关于人类的观点视为理所当然,“天生的赛博格人” 作为本文的前提之一,因为新时代意味着人类特性的一个阶段性的变化——公认的人类特性中的一个方面——自我转变。克拉克的观点强调了大脑的可塑性,从而强调了人类思维的开放性,以及人工身体和身心延展的开放性。这意味着乐观地看待人类为彻底改变生活而伴随的有机体和心智转变的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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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电子机械臂, 艺术家史蒂拉(Stelarc,b)1946   图3  高性能假肢:碳纤维跑步刀片

当我们比较人类视觉-物质文化的多样性时,人类居住环境、人工制品和服装的人工特性就会格外凸显。就像他灵长类物种一样,每一类别都有着丰富的自我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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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黑猩猩群.                                                                     图5 库巴部落王国的国王,刚果,非洲

将人类群体与其他灵长类动物区分开来的,是我们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也是在早期可能称之为艺术的东西,以及我们现在应该称之为设计的东西。这包括世俗的和神圣的建筑与场所,工具和其他人工制品,以及所有通过服装、首饰和化妆品进行自我装饰的艺术性。这些“艺术的”自我改造的实践是所有人类群体的普遍现象。这些装饰实践也包括所有的建筑和人工制品,也就是说,在当代,它们包括所有的设计学科。这些实践的意义,在当时和现在,是视觉上的标志,从而明显分化社会舞台,角色和身份,没有它们,任何社会秩序都无法建立或维持。这些道具和标志使统治阶层和更复杂的社会分化得以制度化。物质阶层通过不断竞争而产生重建, 但社会秩序可以独立于此, 此种方式也变得可以规模化。

设计涉及到这些至关重要的符号学系统的阐述和再现。着装标准,以及建筑装饰和空间装饰,每一个都形成了一个(非常松散的)系统,因为我们总是在阅读一个地方、一个空间或一个人的风格时进行对比和识别。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系统也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整体系统。一个人的着装风格通常与他或她住所的风格有着某种联系。

在过去,每一种“设计”都是通过传统的约束和变异的产生而逐渐进化的,而今天,每一种设计确实是有意识地设计的。然而,整体的符号学系统是自下而上出现的,而不是通过有意识地设计而来的。在今天,整体符号学系统在集体层面上,处于在没有任何有意识地引导努力下,继续进化。这种洞察力让我们思考是否有可能在这个层面上提高有意识的、有推论的方向感。

正如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已经知道的,历史变革的推动力是生产力的提高,这种提高伴随着在竞争激烈的世界经济中的自我变革,无论好坏,这都是必然的。在优化进化过程中, 竞争过程本身的内在合理性已经意味着改变是更好的,即使不是对所有人,至少对大多数人是这样的。因此,生产率的提高不仅是这一过程的驱动力,也是终极提高生命质量的理由。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为提高其物质自由,即我们集体的“驯化”冷漠的、经常是敌对方的物质世界的能力,并把它变成我们可用的、愉快的“家”。在这种背景下,反人文主义或后人文主义意味着我们抛弃了对人类本性过于固有的概念,而倾向于一种对未来毫无偏见的启发式的, 反对所有先前人类的刻板印象的一种开放态度。这些新的生命形式将会是什么样子,在任何细节上都很难预测,没有人知道我们会在何时何地达到人类适应性的极限。

人类进化的过程在其过程中仍然存在不可预测性,但我们可以坚信最终会带来积极的价值,即提高繁荣和个人自由的水平,正如新的人类主体——尼采意义上的超人——会在过程中不断进化。这里的论点是, 变成“超人”的这个过程只有首先作为世界社会的人, 作为 “赛博格超级社会”(“cyborg super-society”)中的一部分,才是可能实现的。超人只能存在于超级社会中。虽然还有未知的心理限制,但一个新的超级社会是否会发展,以及它如何发展,取决于与历史繁荣的限制和潜力相关的社会动态,这些限制和潜力是由技术可能性上的硬件条件与政治和意识形态软条件所提供的。


图6 “交互式机器人场所”, Marcel Ortmans, Ivan Subanovic, Markus Ruuskanen, I Yu, AADRL 1999/2000

所以此处强调的重点是, 不是站在新人类主体或新人格类型的论点上,而是社会互动的新模式和新的社会秩序与新的社会进程和社会活力,非常广泛地讲,是一种抽象的预测,智能互动环境将加入社会进程,甚至个性化的部分被理解为交流过程进而可能会加入社会本身。(我们可以想象,现在智能的、可学习的机器在大环境中已经是被默认为是相互关联的,换言之, 它们已经是社会中独一无二的成员。)

这种对社会进程和社会秩序的强调,而不是对技术或主观性的强调,是由建筑和城市的独特视角以及其对文明进化的贡献所驱动的,即通过其社会进程中的空间秩序这种核心特征。人类发展的一个重要事实是,所有人类社会中的社会秩序扩张都是在人为建造的环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环境为社会进化提供了必要的跨世代的稳定性和可累积的物质基础。这种依赖性仍然存在: 社会进化仍然需要建筑和城市进化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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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利维坦”(Leviathan)卷首插画,根据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创意,由亚伯拉罕·博斯(Abraham Bosse)创作,1651年。社会团体与其建筑体现一起被描绘出来。 

强调社会秩序与文明进步两者的关系也值得独立于我们具体的学科视角。人类进步的活力和变革性机制不可能单独通过建立在个人能力之上,而是指人与人之间分工合作的生产性和创造性之上的。当然,个人能力也很重要,就像给定的约束条件一样。然而,从石器时代的打猎者与采集者到我们现在这个统一的、完整的世界社会,人类所有根本上的转变都发生在几乎毫无变化的同样的生物有机体基础之上。使得个人认知的增强和使得古代猎人与当代城市人区别开来的是软件而不是硬件,换言之,是由于具有文化传播性的语言和学习能力。但相比于这些个体学习的增强能力更强大的是, 通过称之为"全球集群智慧"这一统一的全球大网络下的合作, 贯穿于各种不同领域的,也包括“组织性的智能”(“organisational intelligences”),即所有的社会组织系统,如公司企业等.世界社会是通过建筑和城市空间, 包括航空在内的交通体系, 大众媒体和互联网等组织体系构成和连接的, 让每个人都能在几秒钟内与他人交流。建筑和设计在促进全球集群智慧的领域和连接方面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包括通过我们平面和网页设计同事进行的所有基于网络通信的贡献。

社会交往与合作是人类认知能力和生产力的重要基础因素。扩大交流意味着扩张市场和扩大谈论话题,使劳动分工和合作在生产力、创造性和合理性的新水平上得以实现。规模很重要。一个更大、更一体化的社会允许更复杂、更精细的劳动分工,从而也会产生人均收入的增长。亚当•史斯密(Adam Smith)在1776年的著作《国富论》 (Wealth of Nations)中已经明确指出,通过强化分工,扩大市场对经济繁荣的积极影响。

交流沟通也是认知、推理和知识生产的所有高级形式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语言是人类独特的进化进步,它本身就是一项社会成就,也是人类所有思考和推论的重要前提。语言与社会共同进化。正如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所证明的那样,不可能有私人语言这种东西 。语言就像赋予运行在我们大脑硬件上的软件包功能。正如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深刻地指出:光凭你的大脑是无法进行太多思考的 。20世纪的哲学被"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所定义, 将语言哲学确立为“第一哲学”,它分别推翻了认识论和本体论。

语言与新交流模式

与所有动物的沟通和通信系统相比,人类语言由于语法表达能力的组合爆炸而具有独特的功能。只有人类的语言才有语法。

据说正是因为基于语法的语言独特性的进化优势开启了一种新的进化腾飞,实际上是一种全新的进化类型,即文化进化。我们并非想辩解此问题,但我们必须强调,口头语言本身是不够的。的确,如上所述,由于人工建筑环境的物质耐久性, 和其可被积累和修改的性能,以及由于其在更大规模上可以架构和稳定社会秩序的功能, 对于任何文化进化, 人工的建筑环境同样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基本的条件以及要素。人类语言同人类居住所架构的空间秩序共同进化,起到了区分、分类和连接社会活动、角色和地位类型的作用。人工建造的环境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空间 - 视觉语言,并因此演化出双重功能,物理上的组织社会秩序和在空间上的视觉编码。同样的双重功能也适用于通常的工具和人工制品世界,特别是在服装方面。尤其是后者,作为着装规范,构成了一种重要的视觉语言,如果没有这种语言,扩展社会秩序则不会存在,甚至不可能存在。建筑、人工制品和服装是人类的不可变量。若无这些要素,就没有现在的人类生存形式,它们依然是社会进化中不可或缺的领域。这些基本领域的繁衍和持续创新是设计学科的责任。理论上,现在可以通过电子标签替代这种交流功能,电子标签可以显示被标记的人(或空间)的信息,但这要求我们的身份必须明确。这与美学交流所提供的关联、对比、暗示和有意的含糊不清的直觉游戏有很大的不同。另外,基于文字的信息只有一定程度上的是可以通过PDA或类似设备进行传输。相比之下,建筑环境、人工制品和服装的世界构成了一个360度的交流界面,满足了所有的感官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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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描绘了社交聚会的绘画,“五代”(公元907-960)。


图9  巴黎社交场景,法国学校,18世纪

所有的设计都是交流的设计。这个口号认识到了这些设计领域的重要性,并将它们理解为社会交流和社会秩序的语言范畴。然而,建筑环境、人工制品和服装的各种语言仍然相当粗糙,支离破碎,充满视觉噪音,最关键的是,它们大多仅仅是简单的信号系统,只拥有最基本的语法基础。因此,这里所揭示的是一个奇妙的且完全未被开发的, 一个重大且有深远影响的创新机会。如果构建的环境可以像语言一样运转, 那么它将可以更好更有效地起到作用。

这一见解推动了研究项目“基于代理的参数化符号学”(‘Agent-based Parametric Semiology’)。参数化符号学意味着,它是参数化的形式全部范畴,实际上也是建构主义的形式全部范畴,起到作为空间视觉语言设计的色板作用。符合标准的基于代理的研究表明,该研究项目涉及一种模拟功能,可用于测试所设计的符号学系统在创建社会秩序上的效率。然而在此,我们并没有第一时间展示这项研究的结果,我们的研究议题是具有推测性的,换言之,是对建造环境和人类文明的符号学项目有着根本性的和变革潜力的推测。我们设想的是空间-视觉交流从根本上的扩展和增强,乃至于将会开启一种全新的交流方式。

关于先前人类交流的扩展所带来的变革般的影响,也给了我们一些提示,这些提示可能会激发我们的想象力和预期。在最初的人类语言进化腾飞后,文字系统的进化对人类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事实上,我们通常所描述的首次人类“文明”,与早期的部落群体相比,确实必然地,所有的都是基于文字的文学文明。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我们称之为“文明”的社会进步也毫无例外地意味着城市的出现。所有文明都是文学的,城市的文明。印刷市场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开创了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所称的古腾堡星系 (Gutenberg Galaxy)。媒体理论家麦克卢汉仍然是所有有关赛博格研究的经典参考。他认为媒体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或许过于强调由媒体引起的人类认知和主观性的转变是新媒体社会影响的一种机制,而非成为可能的全新的、扩展的社会组织形式。然而,他的口号“媒体即信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 仍然是确切的。

这与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关于写作媒介的决定性作用及其对哲学上不可削弱的贡献(超越了言语)的思考是一致的。在口述文化的基础上,没有文字,就不可能出现关于道德、政治、法律、经济、建筑等方面的详尽论述。事实上,正如社会学家尼可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所强调的那样,这些现代学科之所以成为重要的历史加速器,并且很快就转化成广泛的、专门的、批判性的文献,如果没有印刷术就不可能存在,这极大地增加了这些学科的参与和转换。事实上,现代意义上的论述著作不可能仅以书写的形式出现,即不可能只通过手抄本。

印刷术从表面上看是一种赋予手写能力的重要增强手段,而不是作为一种新的、独特的交流媒介。然而,书面文本的大规模传播也引发了文字本身质的转变,改变了书面交流的社会角色和影响。现代性确实是古腾堡星系。举个例子,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81年的《纯粹理性批判》作为一个详尽的哲学论述,一个系统性的有逻辑顺序的千页论文, 迅速催生了一波强烈的被称为德国唯心主义的哲学作品,无法想象若没有印刷,会对其产生的条件(基于广泛的资料基础)和广泛接受程度造成何种的影响。

与印刷相同的,广播和电视也是演讲、面对面交流和戏剧的传播引擎,而不是作为一种全新的媒介,作为与面部和手势表达有关的演讲本身,或作为写作,甚至是绘画,超越讲话。

写和读的速度几乎可以与说和听的速度一样快,这一相当引人注目的事实证明了人类大脑的巨大可塑性,证明了它对新形式的软件的产生和新操作模式的接受能力。音乐符号和数学符号也说明了这一点。这也表明,书写系统不需要像字母书写那样通过无声的、内心的语言,至少对于初学者来说是这样。经过充分的训练,所有形式的阅读,比如听演讲,都从集中破译的过程发展到更类似于毫不费力的知觉吸收的过程。最后,盲文,盲人的脚本,证明触觉通道可以为我们所用,因为它自己抽象的触觉代码,加上作为与视觉通道一样娴熟的听觉通道。一旦受试者得到充分训练,信息传递的密度似乎可以做到不会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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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为盲人设计的压纹触感盲文书写系统。                     图11   公共交通设施路面嵌入的触感信息。


Tasting the Light: Device Lets the Blind 'See' with Their Tongues
图12  BrainPort,由位于威斯康星州的神经科学家们Wicab.Inc开发研究。是一对连接到电子“棒棒糖”的太阳镜,有助于视障者通过舌头恢复光学感觉。

大脑潜在的可塑性和学习能力也得到了最近技术的显著证明,这些技术有效地替代了盲人的视力。一个利用不同刺激类型的矩阵,从安装在头部的摄像机的反馈信息转换过来,被传送到舌头上,或者被传送到受试者背部的皮肤上,从而代替以眼睛为视觉基础的视网膜。在舌表面有一个约3x3cm的密集神经,通过将明暗转换为强弱脉冲的电极刺激。

被试者习惯了刺激的变化是如何系统地与她周围环境的变化以及如何与她头上的扫描运动联系在一起的,以此构建了一种直观的,客观的新的知觉形式。回到我们的自然知觉通道,我们知道听觉也能提供一定程度的空间知觉和空间取向。然而,与讲话本身一样,听觉通道也可以用于类似语言的信息传输,如声音报警系统,或一种编码书写,如莫尔斯电码,通过短和长音调或点和破折号来表示。同时在现在的建造环境中也使用了类似盲文的点式和虚线模式来传达有用的信息,以帮助盲人通过触觉通道在公共空间内导航。

推论:作为全交流的设计环境

这些反思引导我们,开始推测一个逐步并将最终完成,全面转化和充分使用的建筑环境和人工制品的世界, 即完全包围着我们的现象世界将是一个连续的,所有知觉通道或感官都密集交流的世界,包括视觉,触觉,听觉,味觉,嗅觉,温感,平衡感受,本体感受, 都有待通过自组织、自下而上的所有学科的设计,这包含了城市设计、建筑以及景观、室内、家具、产品和时装设计,以及平面和网页设计。

理想情况下,人类栖息地的整体设计,在每个单独设计的部分中,不仅遵循建构主义的风格,而且还遵循统一的符号学体系的规则。每一个单独的设计,每一个单独设计的城市,建筑,室内设计,将会像一个按照全球多模式规则下的语言永久地传播。这种统一的语言本身不会立即被设计出来,而是会从个别的、具体项目的符号学系统的逐渐扩散和融合中产生。可能不是所有的建筑环境都需要这种语言,但它将首先在世界社会中最先进、最密集、最复杂和高性能的大都市中心传播。因为它们是相互联系的,所以很可能会汇聚到一个统一的符号学系统或语言上。建筑符号学可以期望被索引所启发,换言之,这些形式是指选来用于实现社会适应性和表达功能的实体部分。在沟通的功能增加了额外的动机和目的限制后,这意味着的形式,最终将他们的指意将相当有限,限制那些确实可以实现这些功能的形式,而不是选择任意的口头语言。这一事实,加上整体意义范畴非常有限的事实,简化了融合的过程。这种全球性的语言可能仍然有许多地方方言,只有少数大型和复杂的机构可能会充分利用其词汇和语法的精雕细琢。

在目前以及在未来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下,无法想象的是会有统一的中央设计和规定的空间-视觉语言,这种设计类似于交通标志系统的作用,应用于从城市设计到产品和网页设计。这样的期望即使仅仅对于城市设计来说也是不现实的,面对城市化进程和社会进程的活力和复杂性时,传统的城市规划被迫退却就是证明。然而,交通标志系统的类比很有启发性。它可以作为我们所设想的广义符号学项目的一个简单模型。该系统使复杂而密集的城市交通成为可能,提供了一个基于规则的排序矩阵,以构建和促进系统的区分和协调多种不同参与者的运动,包括行人、自行车、汽车、出租车、卡车、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符号学连接的标志大多是图形化的,包括街道标记,使用各种线条类型,线条颜色,箭头和填充图案,以及垂直竖立的标牌和交通灯,它们位于运动空间的上方和旁边。符号是通过统一的语法建立起来的,这种语法允许由多个基础符号组成的复杂符号,从而构成复杂的含义。它的意义范围仅限于交通法规,包括禁止、命令、警告和导航信息。大多数迹象是指示性的,指的是直接的环境。停止符号就是指停在这里。这些符号的设计不仅遵循符号学的特征,而且显然也满足了现象学中对显著性和感知上易于处理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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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交通标志系统:基于语法的系统,用于区分禁止,警告,命令,引导信息。

所有这些特征,包括促进社会进程的自我秩序这一功能,对现象学的关注,指示语境的关联,地位群体的区别,以及(这里主要是指非法律的)进入和行为规范规则的方面也决定了这里所设想的广义符号学系统,也包括所指领域的约束。这个领域内关注的是空间导航里的直接问题,和每个区域或空间中的社会交互类型,每个区域或空间都有各自的角色期望。此外,该语言还可以告知用户这个空间是谁的或者在此空间或区域中将会遇到谁等问题。因此,要传达的信息有三种主要类型,我们分别称之为位置信息、功能信息和社会信息。

通过位置信息的交流促进建筑环境内的导航任务,以及定位的基本任务,现在被明确地只通过寻路和标识设计来完成,这种图形或文字标识系统则是一中后续附加上的系统。我们在此提出的提议优势是更实用的:现在的标识系统只是一个粗糙的拐杖。用户必须首先找到标识,这一步在一个非常复杂的环境中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乐。然后,如果它是基于文字性的,用户必须阅读它,这又进一步要求集中注意力。相比之下,如果建筑环境的整体成为一种沉浸式的,360度的交流界面,那么更多的东西可以被吸收进来,其中很多是潜意识的。

两种互动类型,即社会情境类型和社会类型的区分,根据地位、个性、隶属关系、兴趣等进行区分,可以变得相当丰富和微妙,符合当代社会。

当然,这个富有意义的领域,可以用建筑环境和人工语言表达的范围要比交通标志系统的范围大得多。然而,相比之下,口头语言与写作相比,更是如此的范围是巨大的,并且从策略上讲, 为社会互动和交流的参与者定向与维持秩序,此项任务的限制,可以通过广泛的前提和构架具体内容的交流方式,使其可以流动在设计的框架中。

建筑本身并能不代表一切,它不能告诉我们故事,只能告诉我们在它的范围内(或在它的附近)人们可以期待什么。我们需要提问和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用户需要了解城市或建筑环境的什么才能最充分地利用它,一个城市或建筑空间能够与自己交流什么?答案是,正如上面提到的三方面:我们期望一个空间传达它的定位功能,然后这个空间属于谁,最后我们期望在我们当前的视野之外能找到什么。这种限制是必要的,也是具有增强功能的。未能界定所指的领域是早期后现代符号学不能成功的原因之一。

下一个需要进行初步说明的涉及到任何充满建筑意义的符号或交流的的最小单元。在口头语言中,句子是构成沟通的最小单位。在任何前瞻性的建筑语言中,只有一个由空间完成定义的领域才能作为一个完整的符号或着说是有意义的最小单位。建筑元素或图案只能算作不完整的符号,它们本身什么也不传达,但可能有助于划分和表征一个领域或地方。跨越界限或门槛意味着进入一个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潜在的)社会情境。空间上的区别意味着社会性的区别。只有一个领域才能被称为是一个完整的交流体系,即定义了一些事物为接受或拒绝。边界或门槛意味着跨越进入了一个新的社会情境并且需要作出新的行为与参与的反应。这同样适用于审美氛围的变化。根据贝特森(Bateson)对信息的定义,空间和视觉上的差异应该会造成社会上和情境上的转变 (“differences that make a difference”)。

每种领域都是一种交流。它传达了一种邀请人们参与有社会情境框架的信息。进入该领域意味着接受其定义的空间交流,而进入该领域的行为则表明一个人愿意参与其中各自的交互场景。每个进入的人都应该遵循隐含的行为规则。这就是所有意义的所在:协调行为,促进合作。情境如何精准的表征取决于多种符号学的指示如何和谐的结合在一起并清晰地在同一个领域中传达: 其在整个领域矩阵中的位置, 其空间形状、其建构手法和其材料的表达等等。清晰的领域可能因此被设计为很好地根据一种“语法”格式组合各基础标志。空间-视觉语法的建立为建筑表达的多样性提供了一个重大的组合增强。一个小词汇库可能可以提供大量不同的交流形式。

因此,建筑符号学 的重建基于三个前提或公理:
1。所指领域仅限于功能类型、社会类型、位置类型
2。领域是最基本的意义/交流单位
3。建筑符号学必须利用语法的组合力量

至今为止只有理论框架的进行了详尽阐述和一系列近年来在不同的大学进行的学术研究, 包括在伦敦建筑协会建筑学院,在维也纳应用艺术大学和在剑桥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

示例:空间 - 视觉符号学系统的设计

在我们的学术设计研究中,我们选择了大学校园或像谷歌这样的科技公司园区,以及一些创新的工作环境,来作为符号学项目的初始设计研究领域。这些领域展现了我们文明最先进最前沿的高性能平台,在这里,我们探索和推进后福特时代的新生产力潜能。建筑的创新必须与这些领域相关,并与之相适应。正是在这里,社会活动过程的复杂性得到了最充分的表达,正是在这里,交流最为激烈和最具流动性,各类人的行为和互动以复杂的模式结合在一起,而不是简单的平行运行。相比之下,商业或住宅领域要简单得多,而且并没有那么的高度结合,也就是说,它们更多容纳的是平行运行而不是高度结合的活动,因此可以说,它们是通过加法而不是乘法来运行的。接下来的决定是将室内空间置于室外空间之上。虽然城市机理很重要,但最重要、最复杂的社会互动都是在室内进行的。

作为一个从符号学角度构思的建筑项目的示例,在此我们展示一个近期的学生项目,在帕特里克•舒马赫(Patrik Schumacher),皮尔安朱尔•安吉斯(Pierandrea Angius),郑蕾指导下,学生吴奕辉,王磊,徐雁玲在伦敦建筑联盟学院设计研究实验室(Design Research Laboratory of the 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School of Architecture)的学生项目。符号学设计研究项目主要包括空间-视觉语言的设计,即具有明确词汇和语法的符号学系统或语义的系统设计。这种特定的设计项目可以被理解为是众多可能的设计语言中或者说是“话语”中的一个。
所有的符号学设计都必须通过建立两个相互关联的区分系统来进行: 能指和所指的系统或者说是符号与意义的系统。这种对系统和区别的关注是至关重要的,它们首先是被符号学的创始人,瑞士语言学家费迪南德·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所强调。所有术语都是相对的,只有在区别和相对于其他术语时才能获得它们的意义。一种语言的运作总是建立在一个完整的区分系统的基础上,“在这个系统中,所有的元素都相互配合,任何一个元素的价值都取决于所有其他元素同时共存” ( “in which all the elements fit together, and in which the value of any one element depends on the simultaneous coexistence of all the others”)。在符号学系统的设计中,能指范畴的区别与意义范畴的区别是相关联的。在建筑学符号学中,能指的范畴是指的建筑形式的世界,即空间及其定义的组成部分或属性,而所指的范畴是各种可能的社会情境的世界。本文中的示例项目是设计了一个创业孵化器的工作环境。在这样的建筑中,必须区分许多不同的社交情境,因此许多不同的空间必须具有不同的特征。从而使得空间中的每个空间都是由各种不同方面组合而成的。整体的设计语言都是通过其词汇库和语法所产生的多种不同选项,而每个独立空间的设计都是从中选取适合的选择。词汇库的分类是有序的, 或是有附属类别的, 或是有符号学的编码记录的: 位置、空间形状、边界类型,颜色,材料等。这些编码记录对应意义维度上的社会情境,使得在目的方面是可以选择的: 目的地/商务还是交通/社交,工作还是会面,公共的还是私人的,可预订的还是已预订的等。
为了解释设计的系统,我们首先需要介绍的第一个区别是有界空间和无界空间的形式区别。从社交意义的角度来看,这种形式上的能指区别对应的是商业空间和休闲空间之间的区别。这一形式的区别承载着目的地与流通空间的更深层次的功能意义。在有界的商务空间中,我们引入了凸与凹空间的附属区别,旨在编码工作空间和会议空间之间的社交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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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空间视觉词汇词典:两层有层次地区别和定义了空间形状 :界定与非界定的空间区别定义了社交上商务与休闲的区别。在有界定的空间里凸形与凹形分别定义了社交中会议与工作的区别。

这里所引入的区别,无论是区别界限/无界限,还是区别凸/凹,都是相当抽象的,因此在形状和大小上允许大量的变化,并且不会因此而吞噬所有可能的变化中存在的独特意义。这在下面的小图表中显示。这种抽象性允许参数化的变化,符合参数化主义的要求。因此我们可以讨论“参数化符号学”。

现在我们引入了两个进一步的区别,它们都与之前所引入的区别有交叉,同时也相互交叉。会议和工作空间可以是私密的、半私密的,也可以是通过粗边界、虚线边界或细边界表示的公共空间。公共工作/洽谈区域可能是WeWork风格的共享工作区域,私密区域属于特定的初创公司。颜色,灰色或是白色,进一步编码已预订的或是可预订空间。这个矩阵表明这些区别所提供的选择是可以自由组合的。当然,所有可能的组合都必须检查是否在意义上都成立。如果没有,则必须对自由组合加以限制。这种限制或者缺失则生成了符号基组合的规则,也就是由语言的语法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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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该矩阵显示了三种区别如何组合以产生12种不同的表达方式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基于语法的语言是如何通过乘法来操作的,是如何通过利用组合学强大的表达能力来实现的。三个区别的系统在这里提供了12种不同信息的表达。如果我们在这个组合游戏中包含边界/无界限的区别,我们将得到24个表达式。

参数符号学范式的另一个方面是准备考虑将区分不作为一种严格的二分法进行引入,而是作为一种定义两极而产生的渐变梯度谱进行引入。在形式上,这可以通过在渐变梯度谱的两极之间“插入”或“变形”来实现。然而,只有当我们能够有意义地在社交意义领域中设想出相应的梯度时,这个方法才有意义。在当代的工作动态环境中,存在这样一系列的情境渐变梯度谱,一端代表的是绝对的会议情境,另一端代表的是绝对的个人集中工作情境。如果我们假设一个渐变梯度谱可以分为8个等级,并将这8种选择与上面新介绍的两个区别结合起来,我们就会得到96个选择,而其中我们只使用三个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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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参数化符号学:凸与凹的二分法转化为在两个极端之间定义的连续形状的渐变图谱,每个形状都具有或多或少凸起或凹陷以形成连续的渐变。

 

如上所述,一种语言的语法规定了将符号基本分子组合成完整的符号,同时也规定了将多个符号组合成更大的交流或整体文本。因此,需要设计并决定的是符号组合的句法规则,以及如何解读符号基本分子或符号组合的相关语义规则,以确定组合符号的整体意义。可以预期,设计词汇表的下游组合可能会产生问题,从而限制并反馈到词汇表的设计中。此处的图表测试了将工作空间和会议空间结合起来的可能性,并表明凸形状的会议空间能够也应该是嵌入到工作空间提供的凹形中。其他相邻的工作空间预计也将类似地互锁。因此,我们可以假定一套空间的嵌套语法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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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嵌套空间的语法:凹凸空间的词汇有助于组织有效的聚合。嵌套还表示空间属于一起。

 

在当代建筑中,由于解构主义,允许领域重叠的可能性,而且通常是有利的。随着社会复杂性和交际强度的增加,将社会过程的空间组织限制在整齐划一的区域内变得越来越成问题。与其从这种分区秩序跳到任何地方都混杂在一起的无序状态,还不如允许特定社交功能及其各自领域可以重叠的区域是有确定分配和连接的规则。对这种可能性的适应是参数化符号学中反复出现的一个特点。如果任意给定词汇,则不能保证都能有其支持的意义或在重叠时有连贯的表达。在本文中提及的词汇却允许在表达重叠时,保持一个连贯的意义系统。两个凹形的、类似阿米巴形状的工作空间的重叠可能会产生一个新的凹形的工作空间,即代表着两个工作组可能在一个专门的协作区域进行协作,或者产生一个新的凹空间作为共享的会议空间,然后同样属于两个重叠的工作空间。凹形的工作区域与凸形的会议区域的重叠会产生新的凸形的会议空间。当属于特定工作组的会议空间同时被描述为属于更大的会议区域时,这也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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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重叠条件的语法:两个凹形工作区域产生一个新的凹形工作空间,同属于两者。或者,它们可以在共享的凸形会议空间中生成和重叠。工作区和会议区只能生成新的会议空间。这些结果是有意义的,并与初始的定义是一致的。

 

下一步是构建符号学系统的复杂性,解决限定空间和无限定空间之间的初始区别。这种区别是一种二分法,它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有界的空间被边界包围。无界空间是在这些有界空间之间流动的连续空间。如果边界线很长,蜿蜒曲折,只要它最终闭合环路,这个标准仍然适用。然而,这种区别可以变得模糊,并变成一个有序的渐变梯度谱区分有界的程度。在渐变梯度谱的一端,由于有界空间确实总是完全封闭的,所以这种区分是清晰清楚的。然而,可以定义有些空间非常类似于边界环接近完全闭合的有界空间,但会留出一个小的间隙。这种间隙的逐渐增加,使得有界空间和无界空间之间的区别变得越来越模糊。从意义上讲,这可以解释为:用于正式合作的商务空间和用于社交的空间之间的区别正在变得模糊。一个领域提供许多这样的中间情况可能是可取的,有利于非正式的沟通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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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渐变的场域条件:约束与未约束的空间的二分法逐渐从西(左)向东(右)移动。随着商务和社交之间的区别越来越模糊,工作和会议之间的区别得以保留。
这个项目利用了符号学系统提供的这种可能性。它通过这样一种特别的方式来安排空间,引入一个由东向西逐渐转变的矢量,即有界空间和无界空间之间的区别在空间的西端非常清晰,而当我们向东移动时逐渐消失。这意味着正式/非正式商务活动在形态上的编码被位置编码冗余地过度编码。这样的冗余是有用的,因为在需要加强信息的情况下它们反而可能会被忽略,或者这种情况出现在信息很重要的地方。该模型显示了进一步的冗余: 从带有清晰界限/无界限二分法的区域到模糊状态的渐变梯度再一次通过颜色对比度的梯度处理得到加强,当我们进入模糊状态时,对比色差逐渐消失。反过来,有序渐变梯度梯度谱也提供位置信息,因此也作为有效的导航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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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整个空间通过三维空间上的装饰与表达。从西到东从有约束到无约束的渐变,通过明暗颜色对比的逐渐变化,富含了冗余的过度编码。


图21与图22  三维细节在渐变的图谱结束时模糊的表达。边界本身正在消失,但依然可以很快地区别工作与会议。

在方案中进一步的三维细节里,边界线本身的模糊可以表示为,从平台边缘和墙壁逐渐地变成一个浮雕般的台阶边缘,代表着我们进入模糊区域以及闭合边界的减少。因此,用户可以获得多种局部形态上的线索,这些线索可以告诉他们处于正式到非正式的渐变梯度谱中自己的位置。正如细节模型所示,工作区域和会议区域之间的区别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保持在非正式、模糊的区域。
最后,符号学系统还包含并利用了家具以及天花和照明设计的符号学使用。该设计在家具尺度的相关性上,成功地重用了凸与凹的区别来实现会面与工作的区别。以这种方式重用区别的确是优雅的和有利的,这也使得整体语言在识别度上减轻了负担。此外,形式的选择也是出于对实用社交功能的考虑。凸形的桌子和凸形空间作为会议桌和空间是有意义的。碰巧的是,与之相反的是,凹形的或弯曲的、曲折的形式对于工作表和工作区域都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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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与图24   通过凸与凹的差别来区分会面与工作,也被一样的应用于立面和家具尺度上

 



  
图25清晰,正式,二分法的结束了空间。                  图26透视角度上的模糊,非正式的结束了空间。

这个例子表明,虽然能指符号就其交流功能而言,原则上时可以任意选择的,但这在建筑符号学中并不总是可行或可取的。在这里,能指符号的领域实际上通常被预先限制在形式的范围内,这些形式对于它们所要表达的目的是实用可行的 。我们在这里进一步看到的是,在一开始设计符号学系统时所存在的相对得任意性或自由度越来越受到已经规定的限制。我们应该期待建筑代码,就像口头语言一样,通过类比扩展而不是任意发明来扩展他们的词汇。
本文的的示例旨在说明一个相对复杂和微妙的符号学项目是如何在一系列简单直观的形式-功能或形式-意义关联的综合系统基础上逐步阐述的。在这里,它提供了一个初步的例证,让我们得以一窥这个雄心勃勃的、具有变革性的项目,这个项目是一种关于建筑环境和人工制品世界的一种概括的、包罗万象的、信息日益丰富和微妙的语言。我们生活在一个交流的社会,几乎所有的工作都变成了交流的工作,而所有的体力工作都交给了机器,而实际上所有的活动都是关于交流的。在过去的150年里,传播的渠道和媒体的激增,从印刷媒体、电报到电话、广播和电视,最后通过互联网带来的爆炸性的传播革命。所有这些进展都将带来众多重要的社会交流的扩大和加强,从而至关重要地加强了社会一体化,通过其日益增长的生产力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物质和社会自由。充分利用整个建筑环境和人工制品的世界,并作为一种极为丰富的、多模式的、直观的交流媒介,这将是我们这门学科领域中引人入胜的、雄心勃勃的扩展,并与当代交流社会相得益彰。这一项目将进一步增强社会的整合能力。因此,建筑可以向一个先进的、奇特的、但最终是解放的赛博格超级社会迈出独特的一步。

 

 

注释:

D. S. Halacy, Cyborg: Evolution of the Superman, Harper and Row Publishers, New York 1965

Donna Haraway, A Cyborg Manifesto –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 Feminism, 1985

Andy Clark & David Chalmers, The Extended Mind, 1998. Analysis 58, pp. 7-19

Andy Clark, Natural-Born Cyborgs: Minds, Technologies, and the Future of Human Intellig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1776

Ludwig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1953

Daniel Dennett, From Bacteria to Bach and Back: The Evolution of Minds (p. 281). Penguin Books, 2017

Marshall McLuhan, The Gutenberg Galaxy: The Making of Typographic Man, 1962

Marshall McLuhan,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1964

Gregory Bateson, 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72, p.459

See: Patrik Schumacher, The Autopoiesis of Architecture Vol.2 – A New Agenda of Architecture, Wiley & Sons, London 2012, sections 6.5 – 6.10

Ferdinand de Saussur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French: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Geneva 1916, p.113

More elaborate reflections of this point can be found in the chapter “Extra-Semiological Demands on Architecture’s Medial Substrate” in: Patrik Schumacher, The Autopoiesis of Architecture, Vol.2, Chapter 6.8.6
More elaborate reflections of this point can be found in the chapter “Absolute and Relative Arbitrariness” in: Patrik Schumacher, The Autopoiesis of Architecture, Vol.2, Chapter 6.9.3